峥嵘岁月里 非凡人生路

               ——余文龙教授访谈

林康

初识余文龙教授，是在一本名为《轴流压缩机原理与气动设计》的教材中，煌煌四十余万字，掷地作金石声。先生大才，令我等后辈景仰不已。多年以后的一次采访，令笔者对余教授有了一个更加生动而全面的认识：他是一位师长，艰苦卓绝的求学经历鼓舞着我们；他是一位长者，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雅量高致，堪为我辈之楷模；他是业内德高望重的前辈，为我国压缩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泽被万芳，时至今日。

余文龙教授，山东威海人氏。幼年时分，余教授敦笃励志，饱经战火的土地锻造了余文龙教授勇猛精进，敢为人先的不屈个性；青年时代，余老师精勤求学，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那时清华大学最好的专业”学习并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留校任教，后转入交通大学；任教期间，先生忠恕任事，主持并参与了一系列重大专项课题，为我国 “透平压缩机、鼓风机三化（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并通过不懈努力，为我校动力系建立离心压缩机试验台创造了条件；在“西迁”的过程中，余文龙教授果毅力行，面对不甚优越的生活条件，前途未卜的治学生涯，余教授坚定不移地留在了西安，耕耘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直至一个甲子之后的今天开出繁花朵朵。

硝烟里，八千里路云和月

孩童时候的余教授，父亲身在威海海关工作，收入在当时实属中上；母亲虽未接受系统教育，却深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相夫教子，见识不凡；兄弟姐妹共有五人，推枣让梨，其乐怡怡。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七七事变”的炮火戛然而止。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每每提及幼年时分，随同父母辗转大半个中国而无一处安身之所的经历，余文龙教授平和的口吻之下难免有些唏嘘。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躲避日寇的袭击，余教授的父亲被迫带着余教授及一家人背井离乡迁往内地，原本计划取道前往重庆，不料中途突逢长沙大火，阻断了去重庆的路，最后只得落脚安康；祸不单行，一路上的劳苦与奔波，终于压垮了余文龙教授的父亲，“我的父亲最终就死在了安康”，种种苦难，最终化为六十多年之后的一句轻描淡写。父亲的突然离去，使得一家人不得不再一次踏上了投亲靠友的路途。多年以后，当余教授的母亲带着他来到上海，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到了上海日子也不好过，只能借住在别人家，所以那时候就只能靠自己，我那时水果摊也摆过，黄包车也拉过，总之就是凡事都要靠自己。”然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困苦与艰难并没有消磨余教授奋发图强的志向。

寄人篱下的日子饱含苦涩，读书在那个年代也仿佛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好在余教授的母亲，一位令人尊敬的旧时代女性，不但拥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更有着卓越不凡的见识。“半年的学费，十五担米。”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余教授的母亲为了这十五担米经历了何种曲折，但终于，余教授得以在上海南洋中学——“当时很好的一所私立中学”——继续自己的学业。

精于勤，谁道书剑难两成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进入南洋中学，对于余教授来说不是胜利的终点而是又一次挑战的开始。作为当地最好的中学，南洋中学的学费不但高昂，而且随着物价时刻浮动，物价上涨学费就上涨。“学费贵得很，所以我必须要考前三名，不然就没有奖学金。”既然有梦想，就要守护它。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余教授自然也是倍感珍惜。“我那个时候读书应该说还是很刻苦的，所以第二次考试我就拿了最高分，打这以后，好像回回都考第一名了”，忆往昔，那段阳光明媚的日子，余教授轻抚双手，微微一笑，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不但成绩优异，余教授的课余生活同样多姿多彩。“我们院子里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有三四十个。刚解放那会儿，有延安来的文工团，就教我们在院子里打腰鼓啊，唱歌啊，有指挥，到后来，我们还到上海的好多大戏院里去演出过。那时候，我好像也就跟你们差不多大吧。”余教授安详地坐在那里，看着坐在对面的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样子。

“不过后来到了清华就不敢再这么玩儿啦，第一次考试，好像考的是物理，一发卷子就只有两个人及格，我就考了四十几分，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后来我就把那张卷子贴到床边上激励自己。”从小习惯了优秀的余教授，自这以后发奋图强，不但学习成绩在动力机械系名列前茅，在班级内担任各种职务，还忙里偷闲，坚持锻炼身体，屡次在校运动会上获奖。

清华园的生活是紧张而充实，生动又活泼的。多年之后，当老教授回忆起当年在清华大学的点点滴滴，心中犹存些许眷恋与不舍。“我们班后来可是出了三个院士的！”余教授伸出三根手指，眼里满是骄傲的神色。

心忧国，化作春泥更护花

当被问及为什么会选择老师作为自己的职业时，余老师是这样回答的：“应该说在清华，华罗庚、周培源这样老师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那时候就觉得当老师可以教学生，学生学好了可以到国外深造，之后又可以回国实业兴国，我们那个时候要实现四个工业化，所以机械很重要，自己的力量毕竟有限，但是自己可以通过教会一届届的学生为国家为四个工业化做贡献。”就这样，余教授放弃了毕业后到上海海关工作的机会，留在了清华大学，后又辗转来到交通大学。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越少年。荏苒之间，岁月匆匆，晚年的余文龙教授平静而祥和，说起自己当初的信念，初心不改。

年少时养成的开朗与风趣使得余文龙教授很快适应了教师这一角色。据余教授首届研究生秦国良教授介绍，余教授上课非常有趣，由于生产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余老师从来不照本宣科，给学生们讲课都带着实例去讲，深入浅出，课堂效果极好。“那个时候咱们国家讲究东风要压倒西风，所以我们国家第一台轴流压缩机采用的翼型就叫‘东风’翼型。”回忆起自己导师当年课堂上的种种趣事，秦国良教授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更加之经常锻炼，余老师身体极好，心态更是年轻，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充满了活力。“余老师那时候总是把我们悄悄叫到他办公室，从信箱里取出他藏的私房钱，带我们到街上下馆子。”不思量，自难忘。那段日子里，师生和谐，桃李情深，我等不禁感怀。

教学以外，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余教授更是潜心学术研究，不但自身积累了丰富的压缩机设计制造知识，更致力于学生培养与学术传承。自1964年开始，独立编写了我校《透平压缩机》《轴流式压缩机》等一系列教材，在1987年，其与李超俊教授共同编写的《轴流压缩机原理与气动设计》一书获得了全国高校机电类专业优秀教材一等奖。时至今日，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的万千学子们仍然蒙受着余文龙教授当年的恩泽。

除了学术研究，余文龙教授为行业的发展同样做出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当时有个动力机械厂，加工了一批螺钉和螺帽交给我，我把它们拆开了之后，却发现再也装不上去了。后来不得已，又让师傅加工了一批，就从这以后才意识我们国家的‘三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代表西安交通大学的课题负责人之一，余教授为我国流体机械“三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参加制定的“轴流风机节能技术管理规定”标准及“陕QB2857-83离心通风机节能技术管理规定”均获得了陕西省标准局标准化科研成果二等奖。“这些图纸都是公开的，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小厂照着它们来加工零件。”提及自己当年的成就，余教授一脸的欣喜之情。

饮水思源，忆苦思甜，没有余文龙教授这样的老前辈们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就难有后来我国流体机械领域的飞速发展。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时至今日，余教授那一代交大人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血液仍旧在我们这一代学子身上流淌。

古道边，一路向西去如归

余教授来到交通大学进修之时，正是我校“西迁”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余教授前脚一到上海，后脚便随着学校一起迁到了西安。进修结束后，虽然清华大学点名让余教授回到母校继续工作，但在最终彭康老校长的力劝之下，余文龙教授还是决定响应国家号召，留在西安，扎根西北，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一个东方巴黎来的年轻人，初到西安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吃惯了南方的米饭，北方的面食总是那么难以下咽。沙坡村四周荒草遍野，往来于学校的路上泥泞不堪。甚至于直到最后，负责指导余教授的苏联专家都因为难以忍受这破败的教学环境返回上海的时候，余教授还是留了下来。“谈不上高尚，其实我这个人也没什么过多的要求，让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就好了。”与其说是随遇而安，不如说是信念使然。毅然果决，坚忍不拔，我们相信，在这之后的岁月里，余文龙教授为西安交通大学在压缩机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便秉承自这“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西迁精神。

落叶归根，现已82岁高龄的余文龙教授虽已返回上海生活，但是每年都会回到西安住上一段日子。心系交大，余老师对晚辈也有着些许希冀：“继往开来的交大人，不畏艰难，不辞辛劳，为建设祖国，服务人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